中美观察 | 中国科技企业如何加强中美政策研判和风险预警？【走出去智库】

△走出去智库高级合伙人&首席金融专家、美国研究小组负责人陆俊秀博士在演讲

走出去智库观察  

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国际化和全球化中，商业环境政治化，目前和未来一大段时间，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和负面影响将急剧上升。

4月7日，走出去智库与大成律师事务所、道琼斯风险与合规、长江商学院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联合举办《美国对华科技政策趋势研判和企业应对策略》研讨会，逾200余位来自中国头部科技企业的嘉宾参加线上线下会议。

走出去智库高级合伙人&首席金融专家陆俊秀博士在《美国对华科技政策观察及趋势研判》的演讲中指出——

“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，中国高科技企业正面临从政治风险到经营风险的全面传导，海外市场发展空间将急剧收缩，企业亟需做好全方位的政治风险分析，对关键国别、关键领域的政治风险场景推演及整体政治风险识别分析，以降低面临的巨大风险。”

中国科技企业应如何系统评估自己面临的政治风险，如何预警风险？如何评估和推演未来的政策带来的影响？企业如何建立应对政治风险的合规体系？今天，走出去智库（CGGT）刊发陆俊秀博士演讲的主要内容，供关注中美科技竞争的读者参考。

要 点

CGGT，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

1、中美竞争不断加剧，给企业经营带来诸多政治风险，包括商业环境政治化、交易对手遭受金融制裁、关键物料被出口管制、数据跨境监管政策的变化、产业链脱钩及平行标准出现，以及关键行业如AI面临国家间竞争。

2、美国科技管制更聚焦，即“小院高墙”，要评估和确定与美国国家安全关系密切的重要技术清单，通过立法对该部分关键技术进行严格保护，既保护到关键技术，同时还要在非关键领域继续跟中国保持合作。

3、对于科技企业CEO而言，要从战略层面、人才层面、组织层面、运营层面四个维度去应对面临的政治风险，把应对意识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，在决策层和高管层形成共识。

正 文

CGGT，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

△陆俊秀博士演讲视频（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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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陆俊秀博士演讲视频（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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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研讨会现场，参会嘉宾专注听讲并提问

一、从日益加剧的中美竞争谈起

3月底，走出去智库对300多位科技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从业人员做问卷调查发现，中国科技企业在海外遇到了越来越大的经营困境。其中，企业管理者中的39.8%认为核心人才获取及技术交流受阻，38.9%认为核心技术相关产品进口困难，34.3%认为围绕核心技术的境外投资受限。

调查还发现，随着中美竞争加剧，企业管理者最大的忧虑是商业环境政治化（66.7%），还有关键物料被出口管制（38.9%）、产业链脱钩（37%）、交易对手被金融制裁（34.3%）、数据跨境政策变化（18.5%），这些问题导致很多企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。

当然，中国企业也采取了应对措施，20.4%企业研发适应不同标准的核心技术，25%企业在投资本地研发，39.8%企业多样化战略布局，42.6%的企业加强供应链韧性。

然而，美国出口管制日益加剧，2020年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(BIS)总共将279家实体列入了实体清单，其中134家是与中国相关的实体，原因涉及经济制裁、军事军工、南海问题、人权问题、核材料、商业机密等。另外，针对中国企业的许可审批时限在2019年高达46天，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，相比2018年之前30天左右的审批时限，也延长了50%。2019年BIS针对中国企业的许可证通过率仅为78.4%，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相较于2018年81.7%的通过率也有显著下降。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（CSIS）的线上调查显示，2/3以上的意见领袖支持制裁华为及相关中国企业，中国高科技企业正面临从政治风险到经营风险的全面传导，海外市场发展空间将进一步受限。

二、对美国科技政策演进的研判

对于拜登上任后的对华科技政策，我们研判仍然不容乐观。目前阶段，属于拜登上任后的相对平静期，美国正在重新评估特朗普的对华科技政策，拜登新政推出还有半年左右的窗口时间。虽然拜登的科技政策在战术层面会有所变化，但我们判断在战略层面不会发生大的变化。

从战略层面来看，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已经开始，而科技竞争又是中美竞争中核心中的核心。以2017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，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战略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调整，就是把中美关系定位成大国竞争。据我们研究，美国关于调整对华战略的讨论至少始于2008年，到今天两党已经达成共识，战略上不会轻易改变。

最近，国务卿布林肯在上任后进行了首次外交讲话，他提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八大优先事项，包括新冠、经济、民主、移民、盟友、气侯、科技和中国，强调美国要确保在科技上的领导力，而中国是唯一在经济、外交、军事、科技上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国家。拜登在今年3月份发布了《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》，这是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性文件，指出“中国是美国及全球民主国家的主要威胁”，并提到台湾是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。

在美国对华科技政策战略层面不变的情况下，在战术层面企业一定要持续跟踪美国政策，提前预警。另外，美国跟欧洲盟友，以及日本、澳大利亚、印度都在加强合作，因此中国企业更要系统地开展全球业务的风险研究，并且要完善自己的风险应对机制，否则将来遇到问题会很麻烦。

此外，我们认为拜登时期对华科技遏制有两个突出特点：第一是全面脱钩不可取，美国的很多主流研究机构，包括美国企业提出来，特朗普时期的全面脱钩政策损人不利己，长远对自己还有害，因此遭到了很强烈的反对。第二是管制更聚焦，即美国谢淑丽（Susan Shirk）提出来的“小院高墙”，也就是说要评估和确定与美国国家安全关系密切的重要技术清单，通过立法对该部分关键技术进行严格保护，既保护到关键技术，同时还要在非关键领域继续跟中国保持合作。

对于中国企业而言，如何识别企业所处行业会否会被认定为关键技术？一个考量的标准来自于谷歌前CEO的一个报告，分了四大类比较重要的技术：一是所谓的卡脖子技术，单一技术的失败会导致整个经济领域的失败；二是竞争护城河技术，为竞争优势提供强大防御力；三是战争安全风险技术，对美国国际安全构成威胁；四是加速器技术，即这项技术能否提升整体创新速度。其中半导体芯片、生物芯片，既是卡脖子技术，又是加速技术，且与国家安全技术紧密相关。

在人工智能领域，已经被美国纳入了新兴技术管制范围，未来在研发和技术获取方面会遇到比较大的麻烦，而且有关业务的风险也是很高的。另外，今年3月份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发布700多页的报告提出，人工智能将改变军事活动的各个方面，并将彻底改变智能的实践，并且提出来要实现出口管制和外国投资筛选的现代化，更好地保护两用技术，将美国的研究企业作为国家资产加以保护。未来整个科技行业的前端都将遭遇到被分割、被脱钩的现实。美国已经列了所谓新兴技术管制范围的14类技术，其中最大一类就是人工智能技术，还包括生物技术，先进计算技术，机器人技术等等。

在ICT方面，我们认为这个行业是境外市场可能会进一步收缩。美国在ICT方面制定了一整套阻截策略、竞争策略、防守策略，针对不同环节进行不同的管控。今年3月中下旬，参议员提出立法提案，建议设立商务部“供应链备战办公室”（Office of Supply Chain Preparedness），商务部已经对ICT相关的中国公司发了若干传票，联邦通信委员会已经启动对三家中国电信公司的执照撤销程序。未来，数字经济平台遇到打压的可能性会非常大，包括美元结算、搜索引擎、社交网络、移动应用商店、消息应用，凡是对美国所谓自由公正选举能够造成威胁的、对人权造成威胁的、对国家安全和主权造成威胁的平台，都可能是美国未来管控打压的对象。

目前来看，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，极端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管制将从半导体制造、5G相关通讯设备，扩大到芯片设计、封装测试、终端制造等环节，更多的关键设备和物料（光刻机、特殊气体、抛光垫等）将被纳入许可证管理，涉军企业风险将急剧上升，汽车行业、工业品行业也可能受影响。

三、 中国科技企业的应对策略

1.科技企业应如何系统评估政治风险？

首先，中国科技企业要做全方位的政治风险曝露分析。包括市场营销环节、生产及供应链环节、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、跨境投资并购、核心生态及战略合作伙伴等方面的政治风险曝露分析。我们认为，在企业运转的所有环节做全方位的风险扫描非常有必要。

第二，在关键领域做好政治风险场景推演。企业不能局限于现有政策，一定要对关键政策做场景推演，比如宏观政策，包括金融领域、人权领域，还有贸易政策、供应链、出口管制领域，以及关键物料领域、研发标准领域、数字政策领域，这些政策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会有进展。围绕这些政策逐一进行推演，并且归纳出对企业影响最大的风险进行排序，这样的应对措施是企业非常应该尽早做的事情。我们列了政治经济里面的11个维度进行推演。

2.科技企业如何加强政策研判和风险预警？

做政策推演时有几个重点：

一是要做好对历史政策的梳理和推演。美国从1972年开始跟中国加强接触，涉及六个方面——地缘政治、经济、人权和公立社会、全球规则和规范、全球公共产品、技术和创新。从上图可以看出，在前三个阶段美国人都是鼓励和中国搞研发合作的，因此也可以看到很多外资企业在中国有非常好的发展，但是到了2017年，围绕大国竞争范式，美国重新定位对华政策，在科技研发合作就减少了。

二是要对整体政治取向进行研判。从上图来看，无论是战略层面的合作，还是战术层面的冲突，实际上美国各届政府的策略都不太一样，如特朗普就是对抗、脱钩。但拜登政府会有变化，我们就要对其整体政策进行判断。

三是政策实际上会落实到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，如新疆制裁、人权问题等，这由不同的专业委员会制定政策，就需要分类进行跟踪。

3.科技企业应如何强化应对能力？

中国科技企业应强化应对能力，首先要建立全方位的分析框架，从理解风险开始，在内部先建立对这个风险的共识；二是进行风险分析，加强把政策风险分析与商业决策整合在一起；三要能够建立有效应对化解风险的措施，包括体系和团队。

对于科技企业CEO而言，要从战略层面、人才层面、组织层面、运营层面四个维度去应对面临的政治风险，把应对意识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，在决策层和高管层形成共识，并在业务部门、法务部门、品牌管理部门，以及二级子公司形成共识文化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，没有共识事情做不好。另外，要提前做工作，做好相关机制的构建以及法律相关的工作组织，提前建好机制流程，国际智力资源池也要提前构建，将来遇到问题的时候才会有更有效的应对措施。

专家介绍

■陆俊秀 | 走出去智库首席金融专家，清华大学工学博士

走出去智库合伙人，美国洞察小组研究专家，“美国洞察”系列报告执笔人。

陆博士曾供职于国家开发银行总行研究部门8年、兴业银行股权投资部门5年，是中国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培训特聘老师，面向发展中国家政府经济金融部门官员，讲授区域经济发展与中长期投融资课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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